1971年,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稳健派,从文化大革命狂热分子手中稍稍夺回了先机。
周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既能打开中国与世界的沟通的同时又不招惹当时还在活跃的四人帮激进派的方法。通过邀请世界各国的乒乓选手来中国访问这一奇策他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
乒乓外交终止了长年以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许多冷战阵营对中国的孤立政策。而另一个结果,则是我被突然卷进了中国-----一个苦苦挣扎于不近人情的国内政策所带来的伤害的中国。

1
组织一支乒乓队去中国

 这段故事开始于1971年的东京,一个寒冷潮湿的春天。我们当时已经听到一些传闻——中国将要参加那一年4月在名古屋举办的世界乒乓锦标赛。其后锦标赛顺利得以举行,且所有参赛队伍都在锦标赛结束后被邀请去中国。就连美国人都被邀请了。不过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澳大利亚队没有在被邀请之列。

澳大利亚无缘乒乓外交?

 我以及其他驻东京的澳大利亚记者赶去联系杰克逊(医学)博士,他是锦标赛上澳大利亚队的经理。我的秘书最终找到了他,并且完全出于巧合。 刚好正在参观一家在名古屋市郊的工厂。通过一通信号不是很好的通话,我询问了他最为重要的问题,澳大利亚队到底有没有被邀请去中国?毕竟如果连美国队都被邀请,接受,并被华盛顿批准的话,澳大利亚队也应该去。
 杰克逊仅仅说,出于某种原因澳大利亚队并没有在被邀请之列。况且无论怎样,他和他的乒乓队都已经计划了在日本观光和训练,并打算在这之后访问台湾。中国不在他们的行程上。我不得不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怎么会有一个有自尊的乒乓球队会错过去中国的机会呢?)澳大利亚队被无视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反北京政策比华盛顿的更加强硬更加恶毒。即使是这样,这仍然是个谜。

 谜底揭晓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故事。毕竟它跟中国有关,而中国始终是我心头的大事。我建议如果他之后会来东京的话,给我打一个电话。果不其然,一个星期后他给我打了电话。他正在东京站,并且需要寻找个便宜的地方住。我给了他一个日式旅馆的地址,建议他去瞧一瞧。一个小时后他给我回电话说,他正在旅馆,不过麻烦的是旅馆的人要他睡榻榻米,而他想住的是宾馆而不是什么马厩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这么一个阴雨天想要在东京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并非易事,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告诉他,他可以住在我家。不久他和澳大利亚第一乒乓女国手——一个体态丰满的16岁女生,一起出现了。

 一段三角关系就此展开。

 他和16岁的女孩住在我的早稻田公寓一端的洋式卧室。而我则睡在另一端的榻榻米上。我们偶尔会在早餐时碰面。在第四天的某一时候我告诉他,在名古屋时澳大利亚队没有像其他队伍那样被邀请去中国实在挺遗憾的。他问我有什么可遗憾的。我扫了一下早上的日本时报。 在第一版上醒目的刊登着一幅放大的照片——美国队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总理握手。上面说整个世界都被这个事件所震撼。
 我指着报纸对杰克逊说,如果他也得到了邀请的话,他与他的队伍也能参与到这个全球轰动的事件中去。杰克逊眯了一下眼睛。直到那一天,他都还不知道其他乒乓队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对这个所谓的乒乓外交的开始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在日本有英文的报纸可以告诉他这些事情。
 于是一段对话开始了。
 他(指着照片):那是美国队的经理,我跟他很熟。
 我说:你看,如果你也被邀请去中国的话,你也能跟他一起上报纸头条的。他眼睛又眯了一下。
 他说:说实话格雷格,我们有被邀请去中国。
 我吃了一惊:什么! 你被邀请去中国竟然没有去!? 为什么?
 他说:为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我们在名古屋之后访问台湾。(原来就像华盛顿,堪培拉也提前获悉中国会在名古屋发出邀请。)(不过不像华盛顿,堪培拉执意的想要与万恶的中国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瓜葛。 所以他们通过堪培拉的驻澳台湾领事馆,安排球队在锦标赛后立即去台湾。)
 我说:过你们没有去台湾。
 他说:是的。 队在名古屋后就解散了。 有些球员被邀请去东京与顶级的日本选手一起训练。 剩下的都回澳大利亚了。
 我说:你是说,你拒绝了中国的邀请是因为你本来应该去台湾,然后你又没有去台湾?
 他,略显尴尬地说:额,是的。 当我们得到去中国的邀请时,我不得不拒绝他。 堪培拉那些人已经把去台湾的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包括签证。
 我说:那你现在不去台湾了,还想去中国吗?
 他:好吧,是的。 过我完全不晓得其他队员现在都在哪儿,当然她除外(丰满的16女孩)。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去中国是不是太晚了?
 我说:那不要紧。 中国很重视这次乒乓外交。 它希望尽可能多的球队访问。我会帮你查一下去北京的邀请还生不生效。 你可以在之后再作决定。
 他说:无可厚非。

 我从他那里弄到了邀请他的中国体育委员会的名称,然后马不停蹄赶到了当地的电报局。(同时我跟在东京的澳大利亚领事馆也取得了联系,想弄清楚堪培拉会不会阻扰球队去中国。 们的回答含糊其辞。)我以他(领队)的名义给北京发了一份电报表示现在他想要接受邀请,会组织好他的队伍并希望一个叫Gregory Clark记者来负责报道此事。
 在当天晚上,就从北京方面来了回信表示希望他能尽快带队访中,所有费用由中方承担,然后同意Gregory Clark队前行。对于我,一个多年梦想去中国的人来说,喜悦之情无法言表。
 不过仍旧存在两个巨大的问题。没有队伍,没有钱
 1:杰克逊博士没有一支可以带去中国的队伍。如果没有队伍的话我就会失去这梦寐以求的去中国的机会。再者我也将要失去一个发往悉尼的关于乒乓球队访中的独家报道(这件事其他的驻东京的记者还一无所知)。
 2:就算他有了队伍,他也没有钱。在当时那个年代,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香港外面的罗湖海关。 北京政府只承担从香港到中国各地的费用。如果队伍想要去中国,他们必须从自己的腰包里支付从东京到香港那段旅程的费用,很显然他们的腰包已经在支付日本旅游的各种花销后变得空空如也了。我必须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并且一定要快。
 首先,找到乒乓球队。
 第二天,我的秘书发疯似的往每一座东京冰冷阴暗的乒乓大厅里打电话。她在试图打听还有没有澳大利亚队员在那里。我们最后找到3个。那个丰满的16岁球员被派去告诉他们,整理好行李准备去香港和中国。与此同时我暗中告诉了《澳大利亚人报》悉尼总部的Deamer我正在做的事情。报社能筹划资助去香港的费用吗? 如果能的话,我会给他们一个震撼全球的独家新闻。
 Deamer很快的回复说,没问题。
 不过那个16岁女孩回来说有些球员不想去中国。 (中国在哪儿? 貌似一个球员问道)他们更想要的是在那个冰冷阴暗的乒乓大厅里和日本球员练球。
 
 杰克逊进入香港。怎么办?我已经答应悉尼会给他们一个独家新闻。
 所以我告诉杰克逊去趟香港,跟当地的中国人商量,并为自己谋得一个作为先遣部队进入中国的许可,好为将来澳大利亚球员的乒乓之旅进行安排。那样的话我至少能有个关于杰克逊行动的小独家新闻做垫底。但是我的这个小独家新闻,尽管在第二天的《澳大利亚人报》上非常低调,却使世人突然意识到杰克逊博士在香港的这个事实。乒乓外交热积蓄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能量。
 世界都在争先恐后地敲开通向中国的大门。任何一支队伍,即使是一支匆忙召集的澳大利亚队的访华,都将成为巨大的新闻。就连厄瓜多尔人也因派出队伍访华而登上了头条!不出所料,就在几个小时后香港的媒体追查到了杰克逊博士在香港的宾馆。(香港媒体就跟我们在电话本上找人名一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宾馆旅客名单)他们正争先恐后地要闯入他的大门。杰克逊惊恐万分地给我电话。他的房间被记者发现已经足够糟糕了(我竟然能从电话里听到记者敲打他的大门的声音)更糟糕的是,在香港的北京办事处告诉杰克逊他们对于什么先遣的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必须要有一支队伍已经准备好去中国,并且是马上。然后,杰克逊接着说道,既然他去香港是我的主意,我就必须组成一支队伍,而且马上带到香港去。

荻村关系
 事情到了这一关头,我回想起邀请澳大利亚球员在名古屋锦标赛之后在东京练球的正是日本乒乓协会主席,荻村一郎。荻村以他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有关加强与中国体育方面的纽带而闻名。我告诉我自己如果荻村知道我的困难的话,他会同意告诉澳大利亚球员停止在日本的练习,前往中国有多么重要。
 我的计划成功了。
 24时后我有了一支队伍。或者说,多多少少像一支队伍,16岁的丰满少女和两名球员。 (另一个球员决定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去中国)在我们爬上最后一班前往香港的飞机的那一天,我在(飞机)踏板上交给我的秘书,但愿是更加准确的第二份独家的最后一页。4时后我们降落在香港的启德机场。香港的北京办事处官员在那里与我们碰了面。我的下午是在香港媒体俱乐部,和一群兴奋的记者们一起度过的,他们所有人都想要得到一些消息,那些我已经发给明天的报纸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杰克逊医生,3个睡眼惺忪的澳大利亚乒乓球员,和两个(包括我自身的)澳大利亚记者,一同站在罗湖交叉口,等待着进入中国。(另一名记者,Vince,来自非常保守,反共的墨尔本Herald报)(他,而不是一个来自稍微非右翼的费尔发克斯集团的记者,被邀请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墨尔本微不足道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举行的微不足道的亲北京聚会的缘故,北京无疑视墨尔本为亲华的中心。)
 将乒乓球队带入中国
 不过我的问题远没有结束。我们提交了护照。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所有人在烈日下被扣在罗湖边等上了好几个小时。 为什么?终于一个脸色严厉的公安出现,告知我们不能进入中国。所有球员们的护照上都有未使用的台湾签证。而我有一个使用过的。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具有前往敌方领土签证的人不被允许进入中国。

 只有Vince可以被允许进入。 他没有那个不愉快的台湾签证。我随口说出了一些借口解释那个签证,并强调我们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最后,在与香港北京办事处进行了好几番的电话交涉后,我们终于被允许进入了中国。 随着我们踏上前往广东canton的火车(在当时那个政治上错误百出的年代,我们那样用英语称呼广东,今天它的正确名称为guangdong),我的兴奋有些按捺不住。
 确实,当我们等待火车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几个从中国出来的失魂落魄的拉丁美洲人。(问起)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6周就1首曲子其中一个人非常郁闷的说。但是就连这个也没让我担任何的心。我这十年来一直在中国周围徘徊,艰难地学习了这个国家的语言,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国家的政策做辩护,而如今,我终于被允许搭上通往这个中原古国的慢车。情感溢于言表。
 进入广东。
 在广东,我们被一小群拿着纸板的中共官员接站。幸运的是,这中间包括一位鱼先生,一位特意从北京被中国外交部派来的看似年轻而又老练的官员,来陪同我们。我们被带去了有名的东方宾馆,一家广东主要为迎接外宾而设的宾馆。宾馆招待着每年前往广东博览会的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这个博览会是(当时)中国与外界唯一的商业联系。
 我告诉我自己,我们被安排在如此高档的宾馆意味着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我们此次访华的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不过这个自我满足感没有持续多久。在宾馆的邮局,我们发现北京还没有安排给我和Vince闻采访证。这意味着如果我想发送那个报社渴望的新闻---“1949年以来首位澳大利亚记者进入中国将花费我11美元,且必须在傍晚前支付。我随身没有带太多的钱,而且已经太晚不能去银行。所以我能做的就只有发一份短的报道,说明我们已经全员到达了中国,并且将亲历乒乓外交这个历史性事件作为对澳大利亚长久以来针对中国的敌对墙壁的首次突破。

Vince
则更为积极。

 他对乒乓外交的世界意义不是很感兴趣。取而代之,他从中国发出的第一份报道则是一个3000字的关于我们收到的欢迎热烈,关于中国女生在中山装下如何好看,中国菜如何好吃,以及中国啤酒如何好喝等等。不幸的是他没有将那份力作发回墨尔本所需的3000美元。他告诉电报官他之后再付钱,然后就回到了我必须和他一起住的房间里。我们两个都很筋疲力尽。 这三天基本上没有怎么睡觉。

红卫兵

 正当我们拜倒在南中国的闷热下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连串发疯似的的敲门声。时间正好是凌晨。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涌入未上锁的门。 们想知道为什么Vince还没有付钱。不用我多说,那些红卫兵讲的是中文,而且是飞快的中文。 Vince那个不讲中文的脑袋丝毫没能理解他们的话。红卫兵更加生气了,并试图把他拉下床。 我必须插手了。
 我说,Vince办法付钱不是他的错,因为中方还没有安排给我们记者证。 这个记者证会为我们的报社付钱作保证。 再者,毛主席教导过红卫兵去服务人民,而你们很明显没有为Vince做任何服务。红卫兵没有怎么信服。 特别是对于我试图用毛主席说事的态度。不过他们意识到他们对已快昏迷的Vince毫无办法。 们走了,并发誓会报复我们。

被逐出广东?
 第二天早上当我下楼吃早饭的时候,就感受到昨天那个欢迎的态势已经没有了。的确,昨晚的官员现在看我的脸色带着严重的鄙视和沉默。在他们旁边的是鱼先生,他看起来很担心。鱼把我带到一边。在一个低沉严肃的语调下他告诉我,他和官员们一整晚都在应付那些红卫兵。红卫兵要求我因我不能被接受的行为立即被逐出中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诋毁毛主席(却对真正的罪魁祸首Vince只字不提)。在经过6个小时的紧张辩论,那个老道的鱼才最终说服红卫兵狂热者允许我住下。不过要在我主动道歉的前提下。
 我暂且估量了一会儿。
 我花了我大部分成人时光用来学习中文,写一本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书,为中国着想,保护中国免受歧视。更重要的是我反抗了我自己的政府并一手策划组织了一支中国急需的乒乓球队。然后当我终于到达了中国,才发现这里有些人要我在第一个晚上就被驱逐出境。这也太奇妙了。但是我还是压住了我的自尊,然后按照鱼先生所说的去做了。
 我被允许继续待在中国。
 
在中国各地看乒乓
 在广东的表演赛结束后我们前往到上海。在飞机上遇到了由Shirley MacLaine带领的美国女性代表团。她们过来了解中国女性解放的情况。她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女性是一位羞怯的空姐。 们恳求她告诉她们关于她自身的解放。那空姐没什么可说。事实上她什么都不想讲。很明显她被那些身形骠悍,咄咄逼人的自由美国女士给吓到了。

 上海没有比广东好到哪里去。 和广东一样到处是散乱的群众和口号,还有昏黄的旅店。一天晚上在我观看一个又一个乒乓马拉松的时候,鱼先生上来告诉我说他有好消息。几个从东京来的澳大利亚记者要和我们汇合。是一个Ssu..Ssu先生。 他重复了好几遍名字,试图得到正确的发音。 他的上海口音没有帮上任何忙。不过他不需多说。 我已经猜到是谁了。 Ssu先生除了Max Suich以外就没有别人了。
 SuichFairfax报在东京的代表,这次他被我狠狠的抢先了。不仅我在他眼皮底下聚集了一支澳大利亚乒乓队,而且在他或任何澳大利亚记者意识到之前成功地将他们带出东京,进入香港。这是一个经典的,老式的独家报道,是一种尤其会被老一辈所赞赏的写作方式。不过Suich在悉尼的老板可不这么想。 Suich须做些什么扳回一局,要不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他们也不用担心。 自从我的新闻在报摊上被发布的那一瞬间开始,Suich就开始夜以继日地给北京打电话,要求给予他们Fairfax闻集团签证。
 在经过一周不间断的电话轰炸后,北京终于松口了。然后在他得到签证之后,他不仅抢在我们之前一两天到达北京,还试图抢先报道新闻。他发了一份报道告诉全世界,说他才是自1949年解放以来第一位到达中国首都的合法的澳大利亚记者。 (当然了,Wilfred Burchett在他之前到过北京,不过他不合法

北京时刻

 到达北京后,我们被给予了通常只有给予那些被中国视为友好的非洲国家统治者才有的热烈欢迎。在一个大的官方宴会上,杰克逊博士则被视为上宾。 第二天我们被带去人民大会堂,在那里见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总理。我一直保存着一张世界最大国的总理欢迎一位不知名的南澳大利亚医生的照片。
 在我存放照片的箱子里,我还有一张褪了色的我与周的照片。他直视着我。我则稍稍鞠躬,日本人式的。

1971
4月北京

 我在这次会见后留下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匆忙搭建的大会堂墙上的裂缝。另一个则是其他人也写过的,周的强大的气场。他会给你一种感觉,让你觉得这是一位拥有深度和智慧,夹杂在权力与苦难之间的人。

更多问题

 与周见面是一回事,在那个狂热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应付他的人民则是另一回事。我很快从受人尊敬的上宾转成了可笑的存在。
 它始于第二天,当时我们这群新闻人(这之前已经有一些澳大利亚电视工作者提前到达了)为了观看与中国国家队的比赛而朝北京乒乓球馆走去。那是一个重要的比赛,而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门票也能进去看。 们以为我们的记者证件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不过门卫坚定说,如果没有票就不能进去。再一次的,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我这个唯一会中文的人的肩上。我询问了那个门卫的名字。 说姓张。我告诉他我们不远万里从澳大利亚飞过来观看这场比赛,而现在我们由于他的缘故要原路返回且空手而归。等我们回去,我们会写各种关于张先生如何阻扰我们报道这场伟大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球赛的报道。他明不明白他将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与澳大利亚人民间的友谊造成巨大的伤害? 晓不晓得他将要为这个伤害付直接责任?
 张先生很不情愿的放我们进去了。 过很快,胜利就遭到了反击。比赛结束(我忘记哪方赢了,不过又是中国人好像要尽所有力量保证澳大利亚队赢。) 后,我和Suich乘一辆出租车前往中国外交部正式提交证件。途中,Suich叫停了出租车以便拍一些贫民窟的中国儿童的照片(Fairfax报爱死了那样的照片了)。在那样的时期,拍摄中国贫民窟的景象等同于诋毁伟大的中国人民。 一位气势汹汹的警察出现,要求Suich交出照相机,并随他前往附近的警局接受审问。
 再一次地,轮到我去做交涉。我重演了先前给张先生看得那种愤慨的情绪。最终,我们被允许离开,不过好景不长很快这次胜利也遭到了反击。

在中国外交部
 
 到达外交部后,我们被指示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屋子里等候。 负责澳大利亚关系的官员会来接见我们。与此同时我在想象那个官员进屋后会如何地认出我并欢迎我,作为澳大利亚队伍里唯一一位会讲中文的人,并且在过去曾为中国辩护过,此次又为澳大利亚的队伍进入中国做出巨大贡献,并在途中公然反抗了堪培拉这个恶毒的反华政府的人。中国官方一定会知道这些,并会非常感激我。
 我还能想得更错吗?
 最终一位非常严肃的官员进来并且确实认出了我。不过并不是为了给予赞赏和表达谢意。他说外交部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张先生和一位匿名的警察的报告指出,有一位会讲中文的澳大利亚记者做出了有辱伟大中国人民的举动。
 那个人是你吗? Clark先生?我在嘴里嘟囔说我被误会了,然后看着官员转身给予了其他记者热烈的欢迎。他祝贺他们为打开中澳关系作出了贡献。我一个人被丢留在角落里。这是我的第一个教训——中国人对待外界的态度是有多么的狭隘、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和澳大利

 最后我们发现,这次乒乓访问的确帮助打开了中国和澳大利亚国交的大门。然而却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想方设法地把我拒在门外。

小麦外交

 就在我们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SuichVince和我被邀请到了由外交部组织的送行宴会。它是为了给我和Suich渴望得到的,一个正式的关于中澳关系的简报。在小心的,慎重的语气下,我们被告知如果堪培拉继续坚持它的敌对的,反北京政策,中国将不会购买澳大利亚的小麦。的确,在未来,中国很有可能会更加愿意从更加友善的加拿大购买小麦。Suich和我都毫无困难的意识到了我们接受到的信息的重要性。 Vince更加刻薄些。典型的共产主义宣传当我们都去提交我们的故事的时候,他嗤之以鼻地说。但不久Vince给了我一句之后我常常引用的与写作相关的非常好的段子。
 宴会之后的第二天清晨,鱼叫上我们以便确认我们得到了昨晚的信息,并添加了一些材料关于北京在未来将把澳大利亚从小麦购买单上除去的决意。Suich和我在前天晚上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报道。 截稿时间延迟了意味着我们有机会重新排档。(我记得Vince为还在床上,错过了鱼的话)
 在前往机场那天清晨,我和Suich都在慌忙地修改我们先前的故事。 Vince对此显现出了轻微的藐视。好新闻的第一条原则他一本正经说,是从开头就把故事写好。 样的话你就不用重写了。这确实是一个好原则(那天早上的情况除外),并且我也羡慕那些能保持它的人。不幸的是,我是一个得了重写慢性病的人。

澳大利亚的反应
 
 不需我多说,我们的北京威胁将停止购买小麦报道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显得异常醒目。(Vince的故事则,很明显,更多的是关于宴席)同样明显的是,堪培拉的保守地方自由党政府对此非常的沮丧。卖不出去小麦的话地方党的联盟党将不得不面对异常愤怒的支持者。此前他们还试图声称小麦的销售与他们的反北京的态度无关。我们的报道将使他们非常的尴尬。
 的确,我们的访问已经令他们非常尴尬了。这还要归功于此次访问在媒体上所受到的欢迎。511日,尽管我们的乒乓之旅还在进行当中,外交部就宣布将对对中关系进行评估。外交部一直以来都是堪培拉反华的急先锋。 它的态度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 特别是考虑到它曾是促使乒乓球队前往台湾而非中国的始作俑者。

Whitlam
联系
 
 意识到事态正在发生改变,工党的高级官员Mick Young决定安排ALP党首Gough Whitlam访问北京。他希望这会让堪培拉的反北京保守人士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他最先的举动之一就是在我回到东京后给我打电话确认小麦禁买的事,并且希望了解Whiltlam将受到何种待遇。他接着解释道,Whitlam对进入敌对国家非常犹豫,他想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保险。(Mick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作为极左贸易联盟的代表的时候。 因此也在中国十分受欢迎。 对他十分了解,是通过在堪培拉的WalshheMenadue的介绍,以及他几次通过东京进出中国的机会。)
(作为从南澳大利亚剪羊毛的小屋一点点得到晋升的人,他对人的行为有很敏锐的触觉。 他在Alp和在澳大利亚社会很广的范围内拥有的深深的名望绝非偶然。)
(他曾给过我一些洞见,这些独到的眼光深深的影响了我日后关于日本的写作。)
(在日本,虽然它自称有封建的等级分化,但是他却没有怎么感觉到公司司机和搭乘它的精英乘客间的等级意识。 但是在中国,虽然它声称平等,但是它的司机实际上却举止卑微。)
 多Mick的努力,Whitlam在那年七月,也就是我们的乒乓之旅3个月后就得以访问中国。 很明显他是在借我们的访问所带来的,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宣传的东风。Whitlam访问的另一个目标是去继续我们的小麦故事,来证实堪培拉的反北京政策的确有可能对澳大利亚的农村产业造成巨大伤害。它在与周恩来的历史性见面中累积到极致。 们在几个月前见过周,且同样是在人民大会堂。
 Whitlam访问在澳大利亚带来了极好的关注。 尽管那群FaifaxMelbourne Heral的右翼记者试图批判Whitlam在与周恩来的见面上过分恭敬。 (看来,他更应该给中国人上一课,告诉他们共产主义道路的邪恶。)在堪培拉那边,非常善忘的Billie McMahonLCP政府声称周像玩弄鳟鱼一样玩弄了Whitlam 试图为反华增势。
 不过这可是一步臭棋啊,Billie
 就在一两天后,世界发现就在那个鳟鱼访问北京的同一时刻,Henry Kissinger正秘密访问北京,为了组织来年二月Richard Nixon访华。

鳟鱼归来

 Whitlam决定经由东京返回澳大利亚。(因此)我得以在他入住的东京的酒店见到他,并告诉了他关于Kissinger的秘访。Whitlam发出了他独特的参杂着讽刺的喜悦。他一直擦着双手来回徘徊于他那酒店的小屋子:嗯,我想确实有一条鳟鱼被玩弄了是不? 等我回到堪培拉,一定要让他们看看谁才是鳟鱼,而谁又在玩弄它。华盛顿事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Kissinger访华消息给它所谓的亲密伙伴堪培拉。 而在堪培拉,Whitlam经把McMahoo玩到了极致。自由党党首再也没有从这次挫折恢复过来。 他的政府在次年十一月的选举中惨败。

更多的访华

 随着1972Whitlam选为首相,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很快建立起来。就在短短一年之内,我完成了三次访华。其中之一是为了报道在那里的大使馆的启动仪式(Stephen Fitzgerald担任大使)。 接着我继续报道了贸易大臣Jim Cairns19735月,率领一群顶级澳大利亚商人前往中国的商业谈判。
 然后是报道了Gough Whitlam197410月以首相的身份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最后一次是197410月,为了报道Jim Cairns的一个贸易展览会的开幕式。这些访问并没有使我对中澳关系有更深的理解。 实上这个关系在当时还非常的有限。不过它的确让我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有了更深的了解。

Jim Cairn
在中国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我在反越南战争时期与Cairn有些瓜葛。这一次他也一如既往的古怪。 要恰当的看待他很不容易。他很执意的视中国为亚洲的某种自由解放的先锋。 尽管持续的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废墟随处可见。为了1974年的展览,他说服了很多澳大利亚公司花巨资到中国出展。他甚至买了一个飞机模型,澳大利亚产的Nomad。不过中国却没有对他伸出援手。他们貌似没有怎么认识到他为组织这次展览所花费的政治成本。他们不但什么都没买,在展览结束时我得到小道消息说,中国人坚持在展览结束后出展者必须要把展品带回澳大利亚去。如果做不到,他们将不得不无偿将展品交给中国。
 有鉴于此某些情况下,那些花费巨大代价将产品带到中国的出展者现在也必须花大钱来处理它们。不用多说,Cairn和大使都对我的消息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无动于衷。可气的是之后Cairn还确保了我不出现在他下一次海外去玩越南河内出访的随团记者名单中。(他带走的是The Age的右翼分子Michael Richardson
 Fitzgerald更不买账。 为这将削弱他认为中澳未来拥有非常好的贸易前景的声明。(这个前景)最终会实现,不过不会是通过卖Nomads。在随行Cairn进行访问的时候,我遇到了那个未来的行动者-------一个我在访问HammersleyCRA时期认识的老朋友,Tom Barlow(他之后成为了Hammersly头)。
 他当时并不想承认,他正在北京安排第一份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中国的合同。我察觉这件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尽管当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它后来会成为那么大的一个新闻。我一直缠着Barlow,要他给我他入住的酒店的名称,以便安排一次后续采访。 (他一直试图效仿基辛格式的保密主义将记者拒之门外。)但当我到达宾馆想和他取得联系的时候,我却被一再被告知,当然是用中文,这里有没有一个叫Barlow的人。我很了解Barlow,所以我想他不会故意告诉我一个错的宾馆。 所以我一直坚持。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终于发现原来Barlow发音听起来像中文的八楼,而宾馆只有五层楼!
 1973年五月Jim Cairns访华在巩固中澳关系的层面上取得了些许的进展。随他同去的是澳大利亚商界的精英们。 过中方却没有显示出多大的兴趣。访问完北京之后,我们出发在中国国内进行了一趟波将金式的浮夸之旅。当我们在工厂之间越多的转悠,我们越发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对向我们展示文革标语比真正的产业更感兴趣。
 我们访问了一家在上海郊外某处的工厂。 说能造变形金刚。在结束访问登上回城的汽车之后,我突然决定回工厂去上趟厕所。 这在当时并不困难,因为我的车被安排在车队的末尾。就在几分钟之前,工厂还挤满了忙得顾不上看我们外国人一眼的工人。而现在,仅仅几分钟之后,它变得空空如也。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场表演。
 在我们环游中国的途中我是和一名叫Mungo McCallum记者同坐一辆汽车。 他当时还是一名热心的左翼分子,后来成了Whitlam的忠实崇拜者。(思维僵化的中国人要求我们按部就班的一直要坐在同一辆车里,并且车辆必须保持在车队的同一位置,最末尾。)我记得Mungo在我称那些涌上来欢迎我们的杭州市民为文革奴隶时,是何等的愤怒。他认为文革是个很好的想法,并且认为那欢迎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很多澳大利亚的左翼都是一样的轻信的,虽然我觉得Cairn应该更有见识。中方貌似没有怎么认识到Cairn为澳大利亚严阵以待的左翼的领袖的政治重要性。 (此Whitlam依然更感兴趣于保持他作为中立派的信用。 虽然越南的局面已经开始呈现一团糟。)
 在杭州举行的正式欢迎晚宴上,Cairn不得不接受比隔壁屋子盛大的欢迎宴会低一级的待遇。 隔壁屋子里是一群右翼智利的将军们,其中某些人无疑已经开始筹划推翻Allende政权。早些时候在北京,我遇见过很可能是刚刚用凝固汽油弹炸完越南村庄的美国空军,因为某种原因在我们所在的宾馆里很受欢迎。在当时的日子里,中国迫不及待的寻求任何对她的认可,而没有怎么仔细察看人们手上究竟占过什么血。

与柬埔寨的联系

 19735Cairns访华所带来的一件有用的事,是开始了与被放逐的柬埔寨政府的接触。我在1971年去玩北京的乒乓之旅时得以见到西哈努克。 时他已经从他的柬埔寨故乡被驱逐出境,取而代之的,美方在柬埔寨扶植了Lon Nol傀儡政权。(有谁在今天还记得美国在印度支那徒劳地竖立起的领袖的名字如Lon Nol Nyguen Ky以及军事类型的东家的名字。)(美国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独特。 其中之一就是当CIA扶植的傀儡政权倒塌的时候,美国甚至都不愿费力做出一个要保护它的姿态。)
 西哈努克亚邀请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到中方配给他的非常舒适的房子里去。 给我们看了新兴的红色高棉党的游击队的映像。他指望他们去推翻Lon Nol政权,然后请他(西哈努克)回去重掌权力。当我扫了一遍在森林里排成一队的年轻,献身的,不乏女性的游击队队员的脸孔时,我突然想起了几年前Burchett在莫斯科给我看过的照片。 是关于在南越南森林里的新兴的Vietcong军队的照片。
 对于我来说,革命军的诚实性和真实性可以用女性的志愿程度衡量。以这个标准,红色高棉,至少在初级阶段,属于高水平。(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将必须承受可怕的B52袭击。 们只是想用自己的手夺回自己的国家。)
 在Cairn访华期间,我又再次接触了西哈努克。我为Cairns安排了一次与西哈努克流亡政府的首相Penn Nouth见面。使用我的可信赖的宝丽相机,我得以拍出一幅这次历史性会面的非常棒的相片。 它第二天直接被刊登在The Australian报的头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发送照片比发送文本更加容易。 前者可以不经审查。)以我的标准这个至少是一个非常好的报道,尽管我的新闻同行们不是很买账。(我在中国经常遇到的烦恼是其他澳大利亚记者的态度。 们并不欣赏我,比如说我能用我和西哈努克以及Cairns的关系弄到关于Penn Nouth的故事。)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我利用了优势,而使他们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
(我想起UPI摄影经理说过,他不以摄影能力来招聘摄影师,而是以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去发现故事在哪里,并且能够在正确的时间朝正确的方向举起相机的能力为标准。)
(或许也应该使用同样的标准来招聘文字记者,而不是看他是否能够写华丽的语句。)
(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记者群体,对任何能够说中文的人的实质上的轻蔑。)
(在他们来看这也是不公平。 但同时,也可以觉察到一种种族歧视的因素,使用一个没有任何澳大利亚人愿意学或说的语言去 饶舌不是澳大利亚人该做的。)
(我尤其讨厌的是当他们用一种极其优越的口气告诉你,他需要你去翻译什么的时候。 就像是那才是你的本职工作。)
请记住,Brian Johns 这个后来的ABC名人,他是在中国得罪我最深的人。)
 打开与西哈努克政权的交流,应该是任何想要在亚洲看到稳定和民主的澳大利亚改革政权的首要任务。不过堪培拉对这次Cairns的行动不是很买账。以Lance Barnard为代理首相的Whitlam政府,一直坚持那个美国傀儡,Lon Nol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统治者。 真是永远的耻辱。Cairns对政府的反西哈努克政权的政策的轻视而收到了正式的谴责。(早些时候在东京,当有人提出澳大利亚对Lon Nol政权的支持是不适当的时候,我看到Barnard对那人变得充满敌意。)
(情报机关和其他那些阴险的机构到底是怎么收买了这些右翼的ALP 为何他们这么容易地屈服,并愚蠢地服从了这么久。 过后在堪培拉,我又将在Whitlam对日政策上碰上同样的麻烦。)
 我也曾试着安排Cairns见西哈努克。 过那个计划直接被堪培拉给扼杀了。讽刺的是在仅仅6个月后,也就是197311月在访问北京时,Whitlam因他与西哈努克通话的努力而被媒体所称颂。WhitlamCairns间的争风吃醋几年来对ALP的外交政策造成了许多伤害。
澳大利亚的去中国政策

 1973Whitlam访华期间,我得以看到堪培拉的仅存的保守智慧。Eric WalshPR为这次任务打头阵。 给我看了这次访问的机密简要。 不可思议的是,它重复了一般右翼的陈词滥调,讲中国在亚洲的侵略性意图。 就像堪培拉政府没有任何认知上的改变一样。(在许久以后,当我1975年待在堪培拉的那段时间,我将发现更多同样的陈词滥调。)
们给我一个挺不错的故事,以及Whitlam阵营相当大的敌意。 这其中也包括作为大使,一直以来装作澳大利亚是中国好伙伴的FitzgeraldWhitlam带上了他新上任的外交事务处处长,Alan Renouf 他也尽力装作是个改革派。Renouf应我如果我有机会回到堪培拉进入他的部门后将会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热情欢迎。
‘Greg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两年后,当我真的回到堪培拉后,他特地确保我连他的部门的大门都看不到。(Renouf头狡猾的老狐狸。)
(他的上一份职务是在华盛顿。 在那里他成为推动堪培拉在军事上参与越战的主要角色。)
(不过在Whitlam选的那一刻,他开始着手一项不是很聪明的运动,意在说服ALP他是一名改革派以及ALP长久以来的仰慕者。 可是因为他的外交事务,他不得不在有时候保持沉默。)
Whitlam貌似被这种阿谀奉承所吸引。 这是很愚蠢的,因为这将在之后对Whitlam的外交政策造成巨大伤害。)

邓小平和其他非新闻

Whitlam1973
访华期间的某一天,我们全体一同去参观了在北京北部边缘的著名的煤丘花园。一个身形矮小的带着布帽子的男人笑嘻嘻地带着我们参观。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园丁长。我仔细瞅了瞅才发现,这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他正在又一次尝试从文革驱逐中翻身。
我就直问了他:你是邓小平吗?他笑着承认了。
我比较确信,我不仅有一个可以报告给报社的好故事,还有一个世界性的大新闻。全球的中国关注者们都在以邓小平回归权力中心,来衡量中国在文革的疯狂之后的回归理性。很可惜的是我的故事被悉尼的副编辑切成了碎片。 他像那一群在煤丘上的澳大利亚媒体人一样,丝毫不知道邓小平是谁。事实上,邓小平在60年代中旬是非常显著的。 时他和周恩来一起,尝试为中国推动更为温和的政策。他在之后将变得更加显著。
时我也想到我有个挺好的故事,如果能追查到并采访到堪培拉前台湾大使馆的叛逃者,王卫平。他的叛逃在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件大新闻,
为了节省电报费用,把叛逃者的名字以Weidashping的方式发出。 我猜想他们会意识到‘dash’‘-’而不是名字。果不其然,第二天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把我弄成了与一位叫wangdashping的中国男士的对话。诸如这些都成为在那些日子里为The Australian报道的快乐。(助理编辑犯的最糟糕的失误之一发生在日澳1974年在京都会谈期间。 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团长,Edward Warren爵士特意过来告诉我他将要被授予神圣珍宝日本荣誉奖。)(在第二天的报道上出现Edward Warren爵士将被授予秘密快乐日本荣誉奖。)

暂时回归澳大利亚。

Whitlam
为期4天的访华是件非常的骚乱的旅程。 这一切以一架带他以及我们所有人回澳大利亚的RAAF VIP飞机结束。这架飞机将尝试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 从北京直飞回堪培拉。
 这将不会是简单的。
 飞机要飞完行程需要非常多的油,而北京机场的起飞跑道又很短,加上记者们的包裹很重,有些记者他们自身也很重。在渐暗的晚秋里,我们勉强得以起飞。 (我想我是唯一一个意识到危险近在咫尺的人。) 庆祝已经开始了。在余下来的夜晚,随着庆祝的继续进行,中国以及剩下的亚洲从我们脑海中悄悄地溜了出去。 没有人,包括Whitlam在内,试图去睡觉。
 这次的总理级别访问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次。在早春一个寒冷的早上,我们抵达堪培拉。 我恍惚了一下,仿佛我又回到了北京。在那个接待区域极小的机场周围都是羊和田地。
 官方车辆严格的列队在那里等候我们的也是中国式的。我也发现了另外一个带有中国式特点的澳大利亚场面---你的竞争对手可以保证将你弄成无足轻重的透明人,并且使得你的活动成为无趣的垃圾。

篡改历史

 第一个震惊发生在我返回澳大利亚后不久。作为对1971年澳大利亚球队的回访,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了悉尼。 Fitzgerald主持了各种的欢迎仪式。但是,我却被小心翼翼的安排在了局外。就这件事情的本身我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对打乒乓球的人和他们的运动都已经感到非常厌烦。我在意的是如果没有我1971年的努力,和好的运气,这个所谓的回访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而作为回报我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Fitzgerald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将这件事变成了全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在他们所写的书中也同样的进行了篡改。在1985年出版由FungMackerras撰写关于澳大利亚突破与中国的关系的285页的书《从恐惧走向友谊》中,仅用了一行来一笔带过我们的乒乓访问,将其简单描述成北京的人民外交的一个范例。而用整页整页的篇幅来渲染Fitzgerald起到的所谓的作用。(关于Colin Mackerras,我必须追加一句,他和他的在中国的实地考察都是严重依赖政府经费资助的,而这些经费中有一些就是被Fitzgerald控制的。)而我的早期的著作《恐惧中国》也仅仅得到了一行陈述,尽管它似乎为Fung-Mackerras书提供了现成的书名。而紧接着这一行就是赤裸裸的,完全毫无必要的陈述,说Fitzgerald时为打开与中国的关系做了比我多得多的工作!看,现在你明白了吧。
 当我在60年代冒着极大的风险对抗堪培拉的歇斯底里症的反华政策的时候,Fitzgerald正在ANU保持着他自身的政治正确性。 而他的这份工作正是由我帮助他得到的,他所做的一些也是在亚洲的海外中国的研究的不痛不痒的准备工作。 结果变成我什么都没有做,而他做了一切。事实上,他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将他自己贴在了19717月的Whitlam访问北京上,而这次访问正是我一手组织的19714乒乓外交的直接结果。当然,Fitzgerald在随后做了很多促进中国友谊的工作,并为此值得赞誉,但是他确实是在对他安全并具有非常大的政治利益的情况下才去做的。在越南战争的丑陋期间,我曾三番五次的劝说他与我一起公开批判堪培拉的中国政策,而每一次都遭到了他的拒绝。如果说1969年之后我没有做更多,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在日本半流亡,以作为我在情形还不安全也没有好处的情况下做事情的结果。

澳大利亚的龙俱乐部

 在日本他们称之为菊俱乐部---一个由美国的学者以及接近华盛顿和东京上层机构的人组成的小圈子,他们试图主导学术的交流。而在澳大利亚和中国,可能可以称他们为龙俱乐部。其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澳大利亚向中国敞开大门的功臣。但是如果说我们的乒乓访问对于这个方向只起了微小甚至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话,就如同说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上几乎没有起到作用一样的荒唐。
 然而恰恰是这个俱乐部长期以来一直在试图暗示这件事情。而Mackerras书提供了粗暴地认定。这个俱乐部后来确保我以后不再有任何机会再和中国发生联系。善良的人哪。(巧的是,MackerrasFitzgerald和我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奇怪的关系。)
(回到60年代中期,我们都申请了去香港作中国研究的Myer奖学金。)
Mackerras得到了这份宝贵的奖学金,而这份奖学金接下来帮助他成为了某种程度的中国问题观察员。 但是,在当时他除了学习中国音乐外别无作为。 他是如何拿到这个奖学金的?
(后来当我和Ken Myer相当熟络,得益于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且他本人也常常来日本。 他告诉我之所以当时拒绝Fitzgerald和我的申请是因为我们想研究中国的政治,而这在歇斯底里的反华的日子里是被看作非常危险和有争议的事情。)
Mackerras得到这份奖学金是因为他想学习中国的京剧,这是一个安全的多的课题。)
 让我们整理整理思绪吧,一劳永逸地。
这可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为我被排出在中国之外,就意味着我将更深的根植于日本---一个在当时可以得到远比倔强的中国更多价值以及更客观的利益的地方。)
(事实上,我完全可能像Fitzgerald和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很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一样,最终变得苦涩而扭曲。)
 乒乓访问所造成的宣传不仅迫使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更加关注。还直接的对澳大利亚的政治造成了影响。它直接导致了Whitlam 1972年的大选中获胜成为总理。 它在提升压力促使堪培拉认清北京方面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是,拜Fitzgerald以及他的周围的那群人所赐,许多人都依赖他的关于进行中国文化研究的基金,而把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们的1971年的乒乓访问被彻底湮没掉了。即使是Mick Young说服起初犹豫不决的Whitlam进行19717访问的时候的关键作用也被淡化掉了。这个组织在为了从澳中关系中将这些实事抹去所做的努力可以比肩当年斯大林力图证明自己一手策划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
Fitzgerald后来做了许多奇怪的事情。 在卸任驻华大使回到澳大利亚后,他进入了ANU大学。 那所大学当时在中国问题上正在做彻底的改变,所以欢迎具有中国背景的人参加。)
(随后,他又离开了科研机构进入到了贸易咨询业,忽然之间他又好像决定中国是邪恶的了,我们全部都应该拥抱台湾。 毫无疑问,他尝到了当时还很排外的中国人的,不好的交易的苦头。)
(他也被卷入到了一个离奇的运动,竟然偏偏鼓励澳大利亚企业去投资北朝鲜。)

Whitlam

 一些人一定认为我借Fitzgerald暗示Whitlam的怨气,因为是他在1973年任命了Fitzgerald为驻中国的大使。无论如何,Fitzgerald要比我年轻,且在外交事务上是我的后辈。我有比他更广的经验。一般来说,如果Whitlam想派人到中国去,我应该是第一人选。
 但是,我有几条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一切不会发生。一是当我还在日本的时候,Fitzgerald可以利用他在ANU的位置和他的不是不友善的个性来接近堪培拉ALP的核心人员。他们,Whitlam和媒体,已经视他为澳大利亚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他人在堪培拉且随时待命。另外,1973年我彻底的埋头于日本。 我正在筹备我的家庭。前往中国将意味着引起个人问题。
 而且,这些稍后我将透露,Whitlam对我的存在非常清楚,并且已经暗示他希望我得到在日本的某种高级外交官职位。我一直和他相处的非常好,尽管在1960年的越南问题上没能影响到他。所以说如果对Whitlam我有任何抱怨的话,(并且如果它们以任何形式涉及到了世界事件,我应该追加的话)那是直接出于后面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先前),尤其是越南电报事件,这我会稍后提到。

视历史

 这个决定无视乒乓外交作用的另外一个不幸的结果是----导致了学习澳大利亚外交史的学生和研究学者们无法认识到堪培拉当时,因为对中国的恐惧和敌意,而对中国采取了比美国还要右翼的立场。这个试图阻止乒乓球队进入中国的企图和我早前在越南发现的相一致。 即堪培拉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预问题上也采取了比美国还要右翼的立场。并且它也和我后来在北京的发现有某种程度的相一致。 即堪培拉政府盲目的拒绝与西哈努克政府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在华盛顿方面都支持乒乓外交的情况下,坎贝拉还能仍然决心阻止乒乓外交并向中国打开大门这件事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的情形下。
 的确,这个时期的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的学生,我认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比堪培拉成为在亚洲问题上与美国站一起的这种惊人的决心更为重要的了。这些细节对于左翼声称堪培拉是被美国主子拖入进其亚洲政策,尤其是越南(战争)中的(辩解)是很好的回击。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堪培拉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外交政策---们基本上完全是被设计成是为了不受神秘中国的威胁。将美国进一步的拖入印度尼西亚的泥沼是这个努力的关键部分。堪培拉试图扼杀乒乓外交的尝试也同样是向那一个方向所做的努力。曾经有过一个或两个学者想延续我对越南政策的论点。 过随着乒乓外交的实施,和堪培拉政府的异常行为,这些声音也就完全沉默下来了。

干的好,龙俱乐部。

 再一次漆黑一团。几年后,龙俱乐部的斯大林们再一次遭到了袭击。当时的我还在东京,我开始感觉到是时候再一次卷入中国的关系中,哪怕只有一年左右。 我必须保持我的语言水平和以前的兴趣,以免太晚了。我已经应聘了由澳洲的北京大使馆应召的一个职位不高的贸易专员的工作。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任命,其中就包括了Fitzgerald 们拒绝了我的申请而选择了一位女士,这样的选择似乎是为把后来的日子里对澳中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降到最小。
 Fitzgerald这个决定中起了关键的作用。Fitzgerald的中国生涯曾经全部依仗我在1965年的好意,而如今我却遭受了我曾经慷慨帮助的人的打击,这真是奇耻大辱。
(如果说当时我缺乏什么需要的资格的话,我要强调在我的中国语言和经济学背景之外,我还曾经参加了与日本海外贸易相关联的一些官方委员会。)
 之后不久,我也拒绝了澳中理事会的很不起眼的请求,另外一个龙俱乐部的成立,一个在北京的临时的无偿的学术上的职位。
 Machiavelli话非常贴切:任何人放弃自己的方便而给别人方便的人,都只能失去自己的方便而得不到别人的任何感谢。

文化大革命的真相

 1971年的一次和1973年的两次访华,使我了解了由北京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一片狼藉。我怀疑我的关于文革的报道也没有怎么帮助我得到龙俱乐部的成员们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混乱

 但是真相是不容否定的,而且我不得不写出来---工厂生产更多的是毛主席语录而不是产品;士气低落,粮食贫乏,衣衫褴褛的人群对每一个出现的外国人都好奇的张口围望;不停的有关于红卫兵的愚昧和争吵的事情;对那些留学海外并希望能将他们的技术带回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迫害。
 在一年一度的广州博览会上,我看到了一台相当原始的拉链制造机器。 我被两个欢悦的年轻女士自豪的告知,它是由XX工厂生产的,并且妄图将其卖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当我问及它在中国的哪里贩卖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毛主席曾号召自力更生,所以这部机器只为XX工厂的使用而生产,其他的工厂将发明和生产他们自己的拉链制造机。
(任何有点生产规模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显而易见的看到这种举措是多么的错乱。 然而,在澳洲有些人却非常愿意赞扬这种固执的强调地方独立的政策。)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抛弃了这种荒谬。)
 在农村我看到了更糟的景象,原本应该是为每一个公社的自力更生而生产所需化肥的破旧的工厂;在后院的碎片垃圾中树立着炼钢炉,浪费了无数的有价值的水壶,锅和必须的农业工具,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主席的号召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钢铁。中国在那个时候也决心用他们的医学技术震撼我们。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上海的一名重度烧伤的工人一边接受针灸麻醉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时荒诞会转化为险恶。

 当我行走在上海的贫民弄堂时,一大群人聚集在我身后。 有人开始喊我是资本主义的入侵者。 运的是就在这种情绪刚开始变得恐怖吓人的时候,我转过了一个拐角将我带到了南京路的主要大道上。无疑这个解救是相当及时的。在其他地方我也看到了相似的因文化大革命而恶化的中国社会,尽管没有在上海时的那样危险。 我猜想那时候在美化中国的记者们,总是呆在舒适的汽车和旅店里,很少会有这样的经验。
(曾经被中国人群暴躁敌视的经验给了我一些提示去更加了解1989天安门事件。)
(无需多言,我的理解和西方决心将这场骚乱看成是无端屠杀成千的无辜学生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尽管当时的驻北京美国大使馆传出的至今未分类的报告描绘出非常不同的景象。)

西方人的中国观察

 在那段日子里集体癔病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许多年来,希望媒体将中国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喷着火的恶龙,威胁着整个亚洲。而现在,感谢乒乓外交的(魔力)和那些急急忙忙得到签证的西方记者们,中国一夜之间忽然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典范了。有一位作家,是一名以东京的同事,虽不能讲一句中文却凭借1943年和毛的一次短暂会面成功地说服世界他成为了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滔滔不绝的赞扬共产主义下的中国人的令人吃惊般的诚实。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和其他人高度赞扬的宾馆工作人员归还丢弃的剃须刀的行为是在严格的指示下进行的。如果他们真的想知道中国的诚实状况,他们只要看看他们宾馆外面那些自行车停车场就可以了。 所有的自行车都被它们的主人小心的锁住。
 我在1973年的中国国内进行的数星期旅行中没有看到一辆工程起重机。 我如实地进行了报道。但是,我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同事们却正在兴高采烈的报道着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似乎没有几个人意识到给我们看的北京和鞍山的钢厂其实是些钢厂的拙劣的模仿。 (可能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前看见过真正的钢厂。)
 在向澳大利亚人如实报道还终究非常落后的中国经济的同时,努力做到不在有意无意间鼓励澳大利亚的反华势力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必须如实报道。作为后果,我猜想直到今天我也还在北京的某种黑名单上。 当然中国当局也从来没有特意像欢迎那些愿意写出快乐报道的记者们那样欢迎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的媒体在后来的天安门大虐杀传说后,又变成反中国的了。

混乱的根源

 在1973年第一次访华之后,我们(我和其他的两位ABC的通讯记者)在Cairns访华前有一个6星期的空档期。当局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允许我们在这期间在中国国内环游。我们得以看到了许多---乘火车去西部的西安,然后去洛阳再南下上海最后返回北京。再一次地,我们经历了同样模式的令人窒息的,效率低下的文革宣传。
 我给自己找了一个任务,去揭开这一切背后的逻辑根源。 帮助我的是两位随行照顾我们的人员,一位是从上海来的积极的女文革狂热分子,常常是站在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另外一位是从北京来的随和的肯承认文革错误的男子。当我们的列车在中国的乡村间咣当的时候,我可以偷听他们的不断的争论。
 显而易见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都是非常坚定的。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同样。我们所到之处都会听到某派的文化革命组织攻击同样是文化革命的另外的派别组织。他们到底为何争斗? 没有人确切的知道。但是挨批斗对那些似乎脱离了党的路线的人是家常便饭。

返回日本

 返回东京后,我试图重新获得判断力。中国人绝对不愚蠢。 我在北京遇到的某些官员甚至要比对应于他们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官员们更有智慧。我们的陪同人员都是异常聪明,有智慧并富有爱心的人。然而即使是他们也被那些强加给他们的狂热和愚昧主义所征服。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可以扭曲一个民族和它的人民的意识形态的力量。
 这种情况使我联想到在澳大利亚我曾经进行过斗争的反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歇斯底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也可以和我在苏联所见到的相媲美,只不过中国版的更加激烈。(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脆弱的群体---仅仅是中国人。但是由于中国人是如此高度思想化的民族,所以他们更加脆弱且易被伤害。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论证和推理,即使已经被扭曲。
 澳大利亚人的脆弱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即缺乏对抗扭曲的逻辑推理和分析所需的智力。这些反向的洞察后来当我需要理解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日本的时候给了我很好的提示。而这个提示反过来打开了我人生的全新的完全未预见的篇章---一个使过去的创伤变得完全无关紧要的崭新的一章。
  几乎。